常有一种论调，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服装，要穿汉服。这一派论者常常举例说世界上多少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尤其值得“表扬”日本，把和服文化保存得如此之好，而汉民族却忽略了自己的汉服。

但汉服的所谓复兴，在今天显然是有些变味了。有人在街头对穿山（仿品）的同龄人语出不逊，有人坚持按照古代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俨然卫道夫子，有人在所有能发言的场所大言不惭地搅混水，释放沙文主义的毒素。

让人觉得问题不在于穿不穿汉服，问题在于同样是民族服装，怎么就这些人的事情这么多？

特里·伊格尔顿有句话叫“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左翼理论家当然是这样看，其实何妨再扩大范围，直接说一切文化批评都是政治批评，也无不妥，因为崇尚汉服的人群里，除了一些就喜欢这种美衣锦服的娇小姐，其他人还真是各有各的政治心眼。

来说他们常见的这种论调，民族服装。相较于人类文明史，民族是一个非常年幼的概念，顶多算总角。只要翻一翻罗素《西方哲学简史》的绪论，就会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我们现在常说的民族国家主义，作为一种被广泛共有的概念，是到国家崇拜理论诞生之后，又经过几百年的酝酿和发酵，才在民族国家主义者的手里发扬光大的。也就是从霍布斯、卢梭、黑格尔到赫德、费希特，从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

而它发展为一种实践概念，被普通民众认知并拥护，则至少是19世纪风起云涌的民主主义独立运动才可能发生的事。有些哲学家认为国家早于民族，比如霍布斯鲍姆论法国人，也承认作为法兰西民族的概念诞生，不会早于19世纪80年代，这还要算早的，遑论那些在20世纪才陆续觉醒，争取独立的国家和地区。

这一段铺垫是为了说明，在此之前是并没有人执着于民族服装这件事的，因为还没有这种概念。也就是说服装早就有，但将之视为本民族的文化标志，则要晚得多，所以“民族服装”就必定带有民族概念诞生之后，民族国家主义者对它进行阐释、修改，甚至再造的历史痕迹。

就拿和服来说。传统的和服是在唐代的吴服等汉服的基础上发明出来的，并在律令制的日本以“衣服令”的行政命令强力推行，当然仅限于贵族阶层，因为普通人显然用不着礼服、朝服和制服。从那时起，和服就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最初的礼服非常繁复，女官中命妇以上身着的十二单，其外袍常常用作铺盖，这在《源氏物语》《清少纳言日记》等书中都有体现。即便是日常所传的袿装，也不过减去了两层外袍，仍然嫌它太过繁复。

男性的服装统称为衣冠，各有各的适用场合，可说是带有僵死的律令制特点的高度政治化的服饰，累赘是免不了的，连束带这种日常的勤务服，都让担任夜间守卫的近卫们感到行动非常不便。直衣是公家日常穿着的便服，包括下袴、单、衣、直衣、指贯，头上还有高高耸起的乌帽子，行动非常不便，根据《禁秘抄》这种律令书的解释，穿这种已经非常不便的便服上朝，还是需要天皇准许，或者具有相当的政治身份才可以的，可以想见正式的朝服会有多复杂。

而随着普及程度的提高，武家、庄园主等阶层也加入其中，参与了对服饰的修改，直垂和水干等更为轻便的服装受到欢迎，袖口也出于实际需要而变窄，样式更为素朴而实用，去掉了很多装饰性的组件，男女的服装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原有的礼服文化则随着公家的势微而逐渐陨落，新的礼服文化是在织田信长的安土桃山时代才告诞生，人们开始在正式的场合着访问服或者留袖装。

“和服”这个概念，则是在德川幕府时代，针对洋服和汉服而专门提出的，而从这个概念诞生到现代，和服其实又经历了很多变化，大正时代开始，女性也开始下着裙袴，浴衣这种亵衣逐渐演变成了常服，而几个重大礼仪场合的礼服也其实是新服装，婚礼上女性着白无垢，其实是把几个世纪以前的礼服复原过来的结果，是不是真的如当时的形制，说不好。丧礼上的寿衣，也不再是“白妙麻衣”，而大量改为黑色，这是按照西方的习惯行事的。

现在的日本，虽然也还是固执地保留着和服，但适用的范围和人群也在日渐缩小，而且服装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越来越轻便而不正式。如今，除了天皇家的婚礼，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花几个小时来折腾十二单这类古装。除了大河剧演员，也不会有几个人真的戴上乌帽子耍安倍晴明的帅。如今银座的妈妈桑即便身上穿的高档礼服，和江户时代的茶店老板娘穿的，一定不是一种东西。

虽然都是和服，但无时不在流变之中，且在民族意识觉醒之后，进行了刻意的确认和固定。因为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几乎是前后脚发生的另一件事，几乎打乱了所有国家的服饰史，那就是西方服饰文化的冲击。所以甚至可以说，所谓民族服装是本文化应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的一种应激反应。它和历史真相常常没有什么关系。

甚至不单单是西方之内，西方的边缘地带也是如此。霍布斯鲍姆有一本书叫《传统的发明》，他梳理了六个案例，发现很多常识上认为其来有自的传统，不过是两三代人的发明创造，这简直就是历史学上的逆曼德拉效应。其中就包括威尔士的民族服装，他明言，威尔士人常常视为传统的男式褶裙，不可能早过19世纪末，“名字及裙子本身——在18世纪之前都未被听闻”，它和风笛一起被视为民族象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英格兰的一种抗议。”

这就是民族服饰的历史功能。我国近代史上的服饰演化，其实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唐装其实和唐代毫无关系，中山装是拿日本铁道工人的制服改造的，旗袍和旗人女性的袍服也相差甚远，可以看作是一种独立发明的新式服装，但这都不妨碍它们被视为民族服装的典型代表，因为它们服务于历史的逻辑和文化的现实。

而现在的所谓汉服复兴，则等于是不承认这条服饰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要求真的把历史上的，或者说汉服复兴主义者想象中的历史上的服饰拿出来，加以发扬。这种理想甚是远大，但不太好理解。因为我国从来就没有汉服这回事儿，因为不需要特意强调自己的服饰是汉服。我华夏居天下之中，文物鼎盛，以礼乐宾服四夷，需要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吗？

历来只有少数派和弱势者才要做这样的强调。《多元文化视野：价值观与民族认同研究》援引了一项心理学调查，美国95%的黑人青少年在回答“我是谁”时，提到自己是黑人，但白人青少年却极少把“白人”作为自己主要的身份识别，而会答“学生”等社会性身份，因为弱势群体才会“把少数看成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当白人不再具有优势地位时，也会开始标记自己的白人身份，比如“白人新教徒”。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WASP文化占据主流时，哪里需要特意强调自己的“白人新教徒”身份呢？日本人如果在强势的唐文化冲击之时选择高喊“和服复兴”，大概只能回头去穿贯头衣了。

汉服复兴的初心是好的，中华有灿烂的服饰文化，不应该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但它根子上就带着毒。我们绝看不到任何一个汉服复兴主义者主张复兴的是褐衣、缊袍、草屦、黑巾，而讲究“唐装吴服”，唐装大约是因为唐的兴盛和开放吧，吴服则纯粹是因为奢华靡费。明人张瀚《松窗梦语》里就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说得再明白不过。

所以我们也很容易搞清楚汉服复兴主义者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他们向往的是特权而已。男性向往自己是古之君子，是肉食的上位者，自己以为习射、吹箫就是国之栋梁，那怕是想多了，国之栋梁是能买得起几百万美金纯血马的那些御者。女的一个个幻想自己是明代士族的大户小姐，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家闺秀，是公主、郡主、格格，就连到了近代，他们也是要幻想自己是军阀家的三姨太，或者少将家的少奶奶的。他们可从来不幻想自己衣褐未周，或者不过是寻常人家一个穿补丁襦杉的粗黑丫头。这就好比幻想自己穿越到金庸的武侠世界，人人都以为自己是张无忌或小龙女，却没有人自以为是馄饨挑子被踢翻了的何三七。

何况唐装吴服也不是本文化的固有概念，是现代的舶来品而已，这也反映了这一次的汉服复兴，也混入了在日本强势流行文化冲击下的应激反应。更何况这中间还有消费主义的渣滓，那些热衷于打假的汉圈女警，不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吗？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在汉圈打假，说白了也是维护自己在消费主义和封建特权双重加持下的美好幻觉罢了，没人如此狂热地为奢侈品打假，因为奢侈品的特权感是固有的，而汉服的特权感可要好好维护才行。

这就要说到汉服复兴最吊诡的地方。历来民族服饰，都是改造了给普罗大众穿的，连最爱维护自己的服饰文化的日本，也把最重要的几种礼服——三日婴儿服、白无垢、寿衣和丧服改造成了普适的样子，参加任何一场男孩节、女孩节、成人礼、婚礼、丧礼庆典，所见的服饰大同小异，有固定形制，没有阶级、权势、地位的差别，衣服本身的质料好坏，那是正常事，绝不会有人跳出来指着某人的白无垢斥责她穿山。威尔士人的裙子，也没有谁能穿谁不能穿，真货和假货的分别，它们是本民族一个最普通的人也可以穿的服饰，它们本身的社会属性已经被剥离掉了。

但唯独汉服复兴圈的这帮人，是最热衷于此道的，他们究竟想些什么，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