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TFR）跌至0.9，TFR为1的“人口防线”首次被突破。

（注：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长期低于更替水平（TFR=2.2左右），这个国家的人口早晚会灭绝。）

韩国总人口不过5000多万，可以说，这是全新的超低生育现象。

《韩国日报》对此进行民调，76.7%的受访民众认为“0.9冲击是国家危机”。实际上，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曾撰文，将韩国列为头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2014年韩国国家立法机关研究显示，在朝鲜不与韩国统一以及没有大量移民涌入韩国的前提下，如果将生育率维持在每名女性1.19名孩子的水平，韩国人将在2750年自然灭绝。

也就是说，持续的超低生育率将导致韩国灭种？

而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情形？

首先，韩国少子化和老龄化会有两极化发展、互相强化的趋势。

不妨称之为人口发展的“两极效应”或者“马太效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老者愈老（老龄化）、少者愈少（少子化）。

少子化和老龄化互为依存又互相矛盾：

少年是老年的来路，老年是少年的归处；

少年依靠青年，青年源自少年；

养老不堪重负，生育意愿低下，生育率必然走低。

少子化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和不足，这是造成人口萎缩的真正挑战，而人口老龄化又导致社会总体养老负担不断加重。 一旦进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必然造成老无所依、生无动力的两难困境。

其次，1980年代起，韩国倡导的一胎政策鼓励了“要男孩”的风气，人口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

此后，随着韩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青年男女晚婚晚育趋势开始出现，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开始凸显。这也是导致韩国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18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说过一句话：人口是国家的命运。笔者认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人口保持在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该国人口的发展远景便十分悲观——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会走向灭绝，只是迟早的问题。

这是低生育条件下的人口发展规律，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低生育现象的深化和固化，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多生多负”，高压是最好的“避孕药”

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59；2001年进入超低生育陷阱。

总的来看，生育率与韩国经济发展呈反比——经济发展越快，生育率越低。

一方面，孩子的高抚养成本导致家庭生育不堪重负，农业社会的“多生多福”变成了工商业社会的“多生多负”。

生育对人类来说基本上是一种经济行为，高生养预期成本降低了人们的生育热情。

不少韩国人称，他们结不起婚，也生不起娃，其中房价高是最大的原因。

此外，年轻群体的高失业率也是一大因素。15-29岁韩国年轻人的失业率一度高达9.2%，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自顾不暇，更遑论生养孩子了。

与日本相比，韩国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更差，生活相对贫困，对子女依赖程度更深。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韩国职业女性倾向于晚婚甚至不婚，适龄生育女性的未婚率、不婚率提高，导致婚内生育率下降。

自2000年以来，韩国结婚人数以及新生儿出生数量双双持续下跌。

调查发现，只有45.6%的韩国适婚女性认为婚姻是一生中应该做的事，比男性62.9%的比例要低得多，最终导致韩国生育少子化、独子化甚至无子化趋势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年轻人承受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要养活自己、家中老人和孩子，前两笔支出自然会挤压生养孩子的期望空间。

韩国危机的启示：政策必须尊重规律！

从长远看，韩国低生育、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叠加危机可谓“国难”当头。如果不加以合理有效的干预来刺激生育率回升，几百年之后，韩国就会“灭种亡国”，这并非危言耸听。

韩国鼓励生育的时机可能已经错过，而且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韩国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要解决人口问题，制定任何政策都必须尊重四个规律：

第一，人口持续发展规律。

人口增长公式告诉我们，在封闭人口的假定下，人口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生育水平就要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

在开放人口的假定下，一旦人口有年轻人的进出，人口迁移的力量会重塑人口的结构。

人口增长率如果从正变成负，人口将难以持续发展。

韩国面临的正是人口弱持续、不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人口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是强持续还是弱持续，其分野处就在生育水平的高下，这是低生育国家实现“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的战略意义。

第二，人口平衡发展规律。

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要保持平衡的状态，这是人口安全的需要。

性别失衡会造成婚配挤压等问题，年龄失衡会产生代际矛盾等问题。

年轻人太少、老年人太多不仅会造成“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生存困境，而且会造成“被养者余、养之者缺”的养老困局，而低生育和少子化是造成这种困局的根源。

因此，老龄化问题和少子化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有相对独立性也有互相制约性，生育和养老需要统筹兼顾、综合治理。

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是平均生育率能够长期维系在更替水平上下、性别年龄结构相对均衡、亚人口之间互为依存和支撑，如此才有可持续的未来。

第三，人口惯性发展规律。

人口惯性根源于人口结构。

当下人类要迎接的是人口负增长惯性的挑战。

人口结构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养老等刚性需求若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就变成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正能量，得不到满足就会变成阻碍社会和谐进步的负能量，如产生老无所养的人道主义危机。

第四，低生育自我强化规律。

总览全球所有低生育国家，迄今没有一国回升到更替水平。

为什么韩国的人口政策变了，低生育率还在继续下降？正如上文所说——与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文化仍然在深层次发挥着作用。

由此可见，生育文化的力量大于生育政策。一旦人们形成约束性、意愿性、稳定性和自我强化的低生育选择，鼓励生育也未必奏效。

当下，全球正在经历一场规模浩大的“人口革命”，北欧、俄罗斯、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人口转变加剧，越来越受到人口低出生率和老龄化的困扰。

生育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很多国家进入了“高龄少子”人口新时代，到2020年，全球65岁以上老人数量将远超过5岁以下的孩子数量。

对于这个严峻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等闲视之！